赵旻颜良

　　便连篇累牍地记述了益州学者对刘备集团的抵触与污蔑。而降魏的黄权，出身巴西阆中，恰恰是益州士族的代表人物。

　　黄权字公衡，巴西阆中人也。--《蜀书黄权传》

　　在此背景下，重病缠身的刘备根本不敢、也不能处理黄权的家属。因为一旦如此，便会彻底激怒益州集团，类似雍闿、黄元等叛臣便会一个接一个地出现，这无疑是刘备所不愿看到的事情。

　　因此，刘备不仅赦免黄权家属，还罪己自责，表示一切到此为止，既往不咎，这其实是外部环境所迫之下的不得已。

　　从出身籍贯方面来看，刘备赦免的诸多臣僚，其实各自代表着蜀汉政权的不同派系。

　　糜芳出身（徐州）东海，是元从集团的代表人物；

　　孟达出身扶风，是东州集团的代表人物；刘封出身长沙，是荆楚集团的代表人物；

　　黄权出身巴西，是益州集团的代表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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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郤揖是郤俭之子，属名臣之后。

　　有鉴于此，他们的政治污点，并未影响到家属，均得到刘备的宽大对待。

　　更为重要的是，这些臣僚的变节行为（刘封除外），集中发生在东汉建安二十四年（219）至蜀章武二年（222），即蜀汉“由盛转衰”的特殊期间。

　　糜芳出走导致刘备失去荆州、孟达出走导致刘备失去东三县、黄权出走导致蜀汉军力大损、人才储备血崩。

　　换言之，刘备在建安末年始终面临着不断恶化的外部环境，国势日衰。

　　更为可悲的是，局面越是恶化，刘备便越是需要矫情忍性，安抚尚存的臣僚，以维护剩余的基业。

　　在此背景下，便形成了诡谲的一幕。

　　汉中之战后（219）的刘备，刚愎自用臻于极点，乃至滥杀忠良，导致“远人不复至”。

　　而同年（219）失去荆州之后，刘备又迅速转变为一个心胸豁达的宽厚长者：

　　臣僚越是叛变，他对待叛臣的家属便越是和颜悦色，乃至赏罚失度，与之前判若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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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如果考虑到时代背景，便会发现刘备的所作所为，完全是出于大环境的约束，与他的个人好恶已然无关。

　　按刘备“终不为下”的性格来看，他无疑也希望能像曹操那样鹰扬宇内，挥斥方遒。但现实却是刘备“机权干略，不逮魏武，是以基宇亦狭”。

　　（刘备）机权干略，不逮魏武，是以基宇亦狭。--《蜀书先主传》

　　在外部环境的约束下，刘备的发挥空间便极为有限。从某种角度看，刘备“喜怒不形于色”的特点，也是这种现实心态的外在反映。

　　鉴于刘备在汉末乱世长期扮演失败者的角色，因此他能够展示真实情绪的机会便少之又少。

　　汉中之战以后，刘备曾短暂踏上人生巅峰，因此杀张裕、杀雍茂、乃至“远人不复至”都集中发生在这一时期。

　　然而随着同年（219）年底关羽败死、荆州沦陷，刘备便立刻收起了得意忘形的姿态，重新摆出一副“弘毅宽厚”的面貌。

　　随后刘备对糜芳、孟达、黄权等人的叛变行为予以宽大赦免，不仅慰以“兄弟罪不相及”，甚至还要引咎自责。

　　（糜）竺面缚请罪，先主慰谕以兄弟罪不相及，崇待如初。--《蜀书糜竺传》

　　这种无比分裂的行为，反映的当然不是刘备的真实想法，而是外部局势的客观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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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备是一个政治家，其行为需要服务于特定的政治目的。

　　连董卓这种“羌胡之种”在进京初期（189）都懂得“矫情忍性，擢用群士”的道理，刘备对此自然更加熟稔于胸。

　　（董）卓素闻天下同疾阉官诛杀忠良，及其在事，虽行无道，而犹忍性矫情，擢用群士。--《后汉书董卓传》

　　有鉴于此，厚待糜竺、孟达、黄权等叛将的家属，其实并不能证明刘备的宽厚贤良。因为种种宽厚行为其实都发生在逆境之下。

　　或者说，刘备当时没得选，只能自我消化负面情绪，维持大局稳定。

　　如果刘备有选择的余地，恐怕他更希望效法曹操“运筹演谋，鞭挞宇内”，尽情挥洒胸中的英豪之气，而不是长期压抑自己的真实情感，去争什么“弘毅宽厚”的虚名。

　　不过从某种角度看，刘备得志之时的偶露峥嵘，虽不符合仁君之象，却也颇得高祖遗风。

　　这种真情流露，其实远比“喜怒不形于色”显得更有烟火气息。

　　一言蔽之：马行无力皆因瘦，人不风流只为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