亮剑之雄起远东

　　帝王欤？”

　　不管民国政府的初衷是怎样的，袁世凯穿着民国政府方面考据出来的祭祀官服祭天这件事情，在随后的很长时间之内都被认为是他的“帝制萌芽”。

　　孔教会、复辟帝制，它们简直就像毒瘤一样的存在，他们只是猪，不是队友。

　　他们拒绝接受西方文明中那些能够提炼出来的普世的成分、表里不一、蔑视人权、守固陋而自肥。这类人一定要防，但是别招惹他们，不然他们就会像一滩烂泥一样糊在身上甩都甩不掉。

　　它之所以会产生如此严重的后果，以至于汉服以及整个中国传统文化体系都被都被视为阻碍中国进步和现代化的罪魁祸首，最本质的原因还是在于当时人们内心的自卑和崇洋心态，全盘西化、盲目求成的急迫感。

　　以至于身为华夏儿女，不惜饮鸩止渴、自断根脉，导致了矫枉过正的悲剧，让百年之后的中国依然承受着这场文脉断绝、信仰崩溃的悲剧。

　　既然整个“国学”概念都可以全盘否定，那么作为一件衣服，汉服又怎能有任何独立的复兴发展空间呢？

　　再加上当时还有一个直接竞争者：旗袍！

　　新式旗袍在民众当中的接受度远远比“汉衣冠”来的要广泛。民国时期“汉衣冠”的处境又十分尴尬：

　　在“古”“今”这个两元对立的纬度里，汉衣冠算“古”，旗装长衫算“今”；在“中”“西”这个两元对立的纬度里，旗装长衫算“中”、西装算西；在“陌生”“熟悉”这个两元对立的纬度里，汉衣冠算陌生，旗装算熟悉。

　　因此，尽管旗袍和汉服都带有强烈的民族属性，前者由于借鉴了西方礼服的立体剪裁法、只是保留了一些老式旗装的元素。

　　“新式旗袍”拥有了既能保留熟悉的文化特色而显得不那么突兀、又与国际接轨、满足人们追求西化、摆脱传统的心理诉求，这种得天独厚的优势让新式旗袍的市场远远高过了汉服。

　　历史给当时的汉人们打开的复兴汉服的窗口其实只有短短三年，说起来也就只有1一九一二年到一九一四年这三年罢了，并不是想象的那样到四九这整个的民国期。这个窗口简单来说，就是旧的服制体系随着满清政权的倒台而瓦解、新的服制体系还没有完全建立的时候。

　　在清末民初的大转型時期，汉服分别在两个层面成了无辜的牺牲品：一个是扬国学vs崇西学之争，主要在学术和政治方面；

　　另一个移风易俗、整体改变服饰风格，这主要在社会风俗层面。